在那次PDC常任理事国会议上，第一次通过了一个还没有形成文本的提案，程心也第一次见识了平时沉默寡言的维德的雄辩能力。他说，如果三体人能够复活一个深冻的人体，也一定能够复活一个这样的大脑，并且用某种外部接口与它交流。对于一个能够把质子展开成二维并在上面蚀刻电路的文明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大脑与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什么区别，它有这个人的意识，这个人的精神，这个人的记忆，特别是，有这个人的谋略。如果成功，这仍然是进入敌人心脏的一颗炸弹。尽管各常任理事国并不认为大脑等同于一个人，但也没有别的选择，特别是他们对阶梯计划的兴趣有很大一部分在于那推进到百分之一光速的技术，提案便以五票赞成、两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
阶梯计划全面启动，人选问题的困难渐渐凸现出来。对于程心来说，她甚至没有对那个人进行想象的勇气，即使他（她）的大脑真的能被截获并复活，那以后的生活（如果那能被称为生活的话）对他（她）来说也将是一个噩梦。每次想到这一点，她的心就像被一只同样处于零下两百多摄氏度超低温的冰手攥紧了。但阶梯计划的其他领导者和执行者并没有她这种心理障碍，如果PIA是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事情早就解决了。但PIA实质上只是一个由PDC各常任理事国组成的情报联席会议，同时阶梯计划对国际社会完全透明，这件事因此变得极其敏感。
关键问题在于：在派出这个人之前，必须杀死他（她）。
随着危机爆发之初的恐惧尘埃落定，另一种声音渐渐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要防止危机被利用，成为摧毁民主政治的武器。PIA的人都收到自己政府的再三指示，在阶梯计划的人选上必须慎重，千万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面对这个困难，维德同样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通过PDC，再由它通过联合国，推动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安乐死法律。与以前不同，他在提出这个想法时并不太自信。
PDC的七个常任理事国中很快有三个通过了安乐死法，但在法律中都明确阐明：安乐死只适用于身患目前医疗技术无法救治的绝症的病人，这离阶梯计划的要求相去甚远，但再向前走一步几乎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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