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有明一代的皇权根本没有到达所谓“独c”、“空前膨胀”的地步，这一点除了国事决策的过程可以证实，也可以从大明言官——尤其是原历史上万历中后期他们对皇帝的个人批评，甚至应该说猛烈抨击可以证实。
其实早在明代以前，中国很多朝代都设有专门的进谏官职乃至相关部门，负责劝谏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无道而损害整个统治阶级，乃至国家整体利益。
这就是文人所谓的“道”，也是儒家学说中高于一切，当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于君主的最终原则，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这也是“忠”的最高体现。
所谓犯颜直谏，便是建基在这个“道”之上，这也真正解释了为何敢于直谏者往往为后世冠以“忠臣”之名。
当然，谏官固然有责任劝谏乃至批评君主，但无论是何朝何代，言官进谏都不是为所欲为的，而是有着许多语禁与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伦在《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中说：“这些戒律(言官进谏时需注意的语禁以及各种限制)包括不得扬君父之恶，严禁以下讪上；臣子进谏要‘不可则止’，即在规谏君主时，君主如不采纳，必须适可而止；‘非礼勿言’，即臣下进谏时必须注意事理、形式、态度、分寸，恪守礼法，讲求进谏的态度和技巧等等。
与这类观念上的戒律相应，历代法律都有惩处言罪之条，如非议朝政、触犯忌讳、妖言惑众、冒犯君长、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这项各代王朝皆为言官群体遵守的规定，到了明代，尤其是历史上的万历中后期，偏偏却遭到了严重的冲击。
言官对于万历批评之激烈，甚至可以说是对万历个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击。这种激烈，恐怕是整个中国历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评》中，对言官批评万历情况有这样的描述：“早在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
万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张养蒙也指责神宗‘好逸’、‘好疑’、‘好胜’、‘好货’。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抨击，前后相继，几乎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将神宗置于铺天盖地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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