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立回家以后,和铎匀说起来郑卫离开的事儿，樊铎匀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他也是不容易。”二十多岁的年纪，两次抱着丧生大海的可能,都要偷渡到港城去，他所经历的苦难,可能后人都难以想象。
爱立也觉得有些唏嘘，叹道：“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人总是渺小的。”这并不是郑卫一个人的苦难，而是一个民族的苦难。
想到这里,爱立快步走到桌子前面，从她带回来的包里，一番搜找,扒拉出一封信来,递给铎匀道：“我今天收到了俞老师弟弟的信，说要还给我当年帮助俞老师的钱。”
樊铎匀稍微想了一下，才记起来，爱立说的俞老师，是她大学时期的俄语老师,也是当年他们帮助的二十多人中的一个，1969年被遣返回东北老家,跟着侄孙生活。1974年得到了平反，但是本身年事已高，许是情绪波动过大，那一年春夏交际的时候就过世了,被安葬在东北。当时爱立还额外寄了一笔丧葬费过去。
没想到时隔五年，竟然还会有俞老师家人的消息。
边看信边问爱立道：“俞老师的弟弟，以前不在国内吧？”
“是,他是四十年代在米国读书，后来就留在了那边，前段时间回老家扫墓，看到了我们和俞老师来往的一些信，就顺着地址寄到了汉城国棉一厂去，张扬帮忙转寄到这边来了。”顿了一下，爱立接着道：“我想这笔钱，是我和俞老师的缘分，不准备要他还。”
樊铎匀道：“那是自然，回信的时候，你仔细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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