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北到寿州，南至安庆，西抵大别山，东至滁州。在几乎整个皖中地区，韦泽的部下都开始实施最后的行动。
沈心作为临时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与9月的工钱翻番，从四两变成了八两。然而兴奋的感觉并没有过去太久，如同山一样的工作扑面而至。
从南到北，各村的税收都得派人下去。一来是担心有地主们敢于反抗，有部队下去可以立刻实施镇压。二来担心不派人下去的话，地主们还会玩老花样，把税负转嫁给佃农。在新投奔韦泽的部队里面，出身贫困的农民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么一支穷人的队伍，怎么可能站到地主老财的立场上去。第三则是部队希望这次税收能够作为一个标准。以后的税收额度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
沈心与队伍到第一个村子的时候，却见穷苦百姓远远的就迎接回来。作为懂文化的临时工公务员，沈心负责张贴告示，并且向百姓宣读内容。具体行政工作干起来让沈心极为不爽。这些内容一点没变，还是不到一个月前就反复说过的。但是百姓们却跟没听说过一样。
“老爷！你们上次说的还算不算？”这算是比较好的百姓们的说法。
“老爷！我们家的XXX就是咱们部队里头的啊！”拉关系的人从来不缺乏。
“老爷！我怎么记得上次不是这么说啊！”有些人就试图胡搅蛮缠。
“你们唬谁呢？你们敢XXX么？”还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就开始挑拨。
“老爷！这里头XXX对你们说了瞎话，他还做了XXX的事情！”还有些人开始告密。
每天对百姓的工作结束之后，就是工作总结会议。各种反应都被汇总起来，而人心的险恶也在这些汇总与讨论中被一一探讨。
韦泽对部队的行动的核心要点之一就是，“以我为主！”民众的说法，看法，甚至是煽动，都与韦泽的命令不同。
“凡是纪律没有要求的事情，我们都不能干！”队长毕庆山也烦得要命，他态度恶劣的对着与会的工作人员叫嚷起来。
“我们怎么给他们说！我已经答应过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组的人嚷道。
沈心脸上尽量想保持稳定，可心里面却是十分不以为然的，上头还没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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