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老大人过世已经一个多月。
早在老大人去世的第二天，宫里边送来上谕，除了大学士应有的待遇外，孙元起清楚记得有这样一句：“加恩予赐谥文正。”足以告慰老大人在天之灵，也略略减轻心中的悲痛。
小资文青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时间抚平一切。但孙元起依然觉得恹恹的，做什么事都没心情，只是呆在衙门里的时间明显多了。
在老大人辞世以前，对于孙元起来说，做官更像在应付差事。在他看来，做官的最大好处就是为自己推广教材、创立学校提供了不少便利，当然，官场应酬和官员倾轧也浪费了自己不少时间。权衡利弊，做不做官在两可之间，反应在工作中就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
当老大人去世后，孙元起才深切感受头顶那柄保护伞的重要性。大清可不是天堂，那些皇亲贵戚才懒得和你一板一眼地讲法律、讲正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你经世大学里面建座别墅怎么啦？现在别人图谋自己辛苦建立的学校、伤害自己心爱的家人学生，可不会再有人主动站出来替自己挡风挡雨了，一切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做官不仅是一种达成理想的手段，而是一种责任，也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凭仗。
在别人看来，张之洞、孙家鼐这两位分管过学部的大学士是孙元起最坚实的靠山。有他们罩着，别说迟到早退旷工缺勤，就是在学部打滚撒泼，也没人敢说个“不”字。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短短数十天之内，两位大学士先后驾鹤西去。孙元起被打断了脊梁骨，只有每天朝九晚五，乖乖地应卯坐班。
好在孙元起素来没有明确政治主张，很少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既不属于康梁乱党，又不是孙黄逆贼，更不是袁世凯一系，暂时不在大清洗范围内。而且张文襄公、孙文正公刚过世，朝廷就对他们下属、亲信捅刀子，也会招来物议不是？一来二去，孙元起就还在学部左侍郎位置上稳稳呆着。
眼瞅着到了1910年西历新年，孙元起正坐在学部衙门看书，杨度一手抱着报纸、邸钞，一手摇着纸扇闯了进来，大喇喇地做在左手第一张太师椅上：“百熙，在看什么书呢？那么入神。”
孙元起把封面朝他亮了一下：“王静安的新著《人间词话》。”
“哟，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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