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孙元起口中所说的“称兵作乱”，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二次革命”。
现行的历史课本上往往把二次革命的根源归结为袁世凯违背《约法》，专制独断，戕害革命同志，国民党和孙中山成了被迫反抗的受害者。二次革命最直接的导火索为宋教仁遇刺案和善后大借款案，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历史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早在民国元年一月袁世凯与黎元洪接洽和谈之时，《民铎报》上就已经有人借鉴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第二革命”的可能性。
当时南北双方刚刚在汉口血战一场，表面上看各自都是战意十足，袁世凯麾下的北洋军携着战胜之威，大有“灭此而朝食”的气魄；革命党除了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外，还有南方各省渐次来援的友军，也声称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尽管两下都叫嚣得厉害，今天你发一个最后通牒，明天我发一个战前动员令，仿佛大战一触即发，事实上双方都没有再打的心思。
对于袁世凯来说，他刚刚起复不久，北洋六镇在过去的两三年里不知被满清皇族安插了多少暗桩，而且在后勤、外交上要受制于清政府，为了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即便他有能力剿灭革命党，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采取了养寇自重的策略，在长江边停下了脚步，一边清理整顿北洋旧部，一边与朝野各势力、各国公使联络。积极夺取北方的政权。而对南方的革命党，自然要以安抚为主。
对于革命党来说，别看他们嘴上时刻挂着“北伐”二字。其实汉口一战早把打得他们魂飞魄丧，连沙场宿将黎元洪都闻风遁逃，何况其他人？败兵还要收容，伤兵还要医治，新兵还要训练，援军还要磨合，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再战。他们态度激烈。未必是真心反对议和。这或许正好印证了“咬狗不叫，叫狗不咬”的俗语。
而且在当时，很多革命党人都衷心服膺民主制度。并对自己的革命主张得到全国民众支持抱有极大的信心，所以在武力对抗不占优的情况下，采取和谈，用民主选举的方式夺取政权未尝不是一条终南捷径。宋教仁就是这类人的重要代表。
就像孙元起之前和孙中山说过的：“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休想得到。”在袁世凯掌握优势兵力的前提下。任何企图夺权的谋划都是徒劳。从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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