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船过了淮安与清江(淮阴),和江浙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化差异逐步增大,江南江北之分愈发明显。
明弘治元年(1488年),有位名叫崔溥的朝鲜文官,因父亲去世,急匆匆回家奔丧,却不料路上遭遇暴风,整个船被风浪打的桅杆粉碎,孤零零在海上漂了十四天,历经多次死里逃生,终于被大明台州军民所救。
这位朝鲜文官历经了一场跨时135天,行程8000余里的大明“奇幻漂流”,最终安全返回了朝鲜,还写下一本名为《漂海录》的日记式见闻录。
见闻录中有提到“大抵百里之间,尚且风俗殊异,况乎天下风俗不可以一概论也。然其大概以扬子一江分南北而观,其人烟盛衰:则江以南,诸府城县卫之中,繁华壮丽,言不可悉……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
民居方面,江南房子盖以瓦,铺以砖,阶砌皆用炼石,亦或有建石柱者,皆宏壮华丽,江北则多为草屋,矮小者殆居其半;服饰方面,江南人皆穿宽大黑襦袴,做以绫、罗、绢、绡、匹缎者多,或戴羊毛帽、黑匹缎帽、马尾帽,或以巾帕裹头,或无角黑巾、有角黑巾、官人纱帽,而江北服饰大概与江南一般,但江北好著短窄白衣。
江南江北的女子也有显著差异,江南妇女皆不出门庭,或登朱楼卷珠帘以观望耳,无行路服役于外;江北则若治田,棹周等事,皆自服劳。
一路行来,付成勇见到的情形大抵如此。
产生此般差距,归根到底还是经济因素。江南地区拥有苏东淮南盐场,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手工业,著名的丝织业中心在苏杭,棉纺织业中心为松江,再加上较为先进的焦炭冶铁技术与斗彩、五彩制瓷技术,使江南成大明两京十三省最富裕的地区。
富裕的经济条件使达官显宦开始追求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发达的手工业催生了自封建王朝以来不曾有过的城市“市民阶层”,这无一不彰显着江南地区的特殊性。
听完外务部干员的一番分析,付成勇有一种醍醐灌顶之感。
从扬州到南旺的一路都是逆风航行,到了山东地界,进入会通河,由于河水狭窄、水浅,官船不得不小心行驶。
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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